高尔夫与精英教育：虚假的等号

　　因此，社会的健全生活及恰当的社会——国家关系之维系，离不开精英。这样的精英当然不完全靠念大学就能念出来，他们的很多才具是在社会中历练出来的，因而，不读大学，同样能够成为精英。不过，适当的大学教育也确实有利于他们作好道德与知识上的准备。此类教育包括今天人们热烈讨论的“通识教育”，即通过阅读经典、古典，接受文明、文化的熏陶，拓宽视野心胸，养成关心社会的责任承担意识。另外，大学校园的自治也可以培养未来的精英们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 
　　没有如此分布广泛的精英，社会就是上个世纪初人们经常批评的“一盘散沙”。社会不具有自治能力，只能被动地等待一种强有力的他治来创造秩序、供应幸福。让人惊奇的是，到了今天，情况似乎并无多大改观。人们对政府寄予无限期望，却尽情嘲笑当下活跃的商业与知识人物。我不想说他们是精英，因为他们实在缺乏精英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缺失，也许主要是因为社会的基本架构让他们无从历练精英角色所要求的种种素质。不过，过去半个多世纪大学教育之反精英传统，也让他们缺乏精英的潜质。 
　　上个世纪前半期的大学教育，尤其是那些名牌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具有相当明显的精英教育倾向。不过，自50年代始，大学的核心功能聚焦到培养工程师，或是培养“技工”。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理工科就不用说了，即使在哲学、历史、语言等学科(那时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已被取消)中，因为已经有了惟一正确的结论，所以，大学只能把相关领域内的教条教给学生即可。大学所教授的知识是国家所需要的，是技术性的、实用性的。除此之外，是没有通识教育的内容，自然也没有校园自治的实践训练。由此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不过就是掌握一定技术性知识的螺丝钉。90年代之后，大学又面临社会商业化的冲击，大学的客户从政府变成了企业，开始积极培养“财富工程师”。 
　　大学教育如此工具化，要为当下中国的社会发育迟缓承担很大责任。社区何以难以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缺乏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社区自治精英群体；学术、商业何以腐败？在很大程度也因为其中缺乏相应的精英，来推进学术自治、商人自治。 
　　当然，今日一些大学因为腐败、浮夸而遭到民众嘲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一群真正的教育精英群体。大学以培养精英自我期许，它才能通过自己的毕业生对社会自治的拓展和保护，而限制权力，从而维护大学相对于权力和金钱的自由与尊严。积极培养精英，正是大学曲线自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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