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如何讲好《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新学期如何讲好《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每逢开学季，和老师关于课本的教研探讨就特别多。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郭沫若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争议大的原因在于很多老师都觉得这首诗水平太低，，全诗大鸣大放，大吼大叫，吵吵嚷嚷，不太像诗，像大白话。
　　这跟我们平常对诗的感觉和理解不太一样。因为中国的诗学传统向来讲究含蓄为美，向来追求暗示朦胧，这种直接的感情宣泄，实在是和一般理解的“诗”相去甚远，（且不说这首诗里很多的汉语不规范之表现）再加上郭老之前也有过“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样的作品，因此，对郭沫若有看法，不奇怪。
　　而且对郭沫若的文学造诣有看法的，也不止“我辈”。早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朱湘在《郭沫若的诗》一文中，就对郭沫若的诗进行了全面的评价，既指出了其贡献，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
　　1、对“大”和“永恒”的崇拜。
　　2、结构上单调。
　　3、艺术上“粗”。
　　4、情感上“紧张”。
　　5、爱用外国词汇。
　　6、对惠特曼、柯勒力、白朗宁等诗人的模仿。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即使不选这篇《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可能还是会选郭沫若，因为之前有一个很短暂的新教材的版本，选的是郭沫若的另外一篇作品《天狗》，也就是说，在这里，绕来绕去都绕不开郭沫若。（虽然我认为可能选《天狗》会更好一点）
　　而我们语文老师上课，是一定要教教材的，因此，我觉得，与其带着反感的情绪去讲，不如多一些建设的心态，想想教材为什么一定要选郭沫若。
　　为什么教材一定要选郭沫若呢？我想这和这首诗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有关。
　　如果去看看文学史的教材，会发现对这首诗的评价是这样的：
　　这首诗一方面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真实反映，展示了大自然雄伟和壮丽的景色；另一方面，自然形象成为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鲜明反映，是五四时期那种时代狂飙的象征，是那种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时代精神的象征。
　　也就是说，在中国千年的诗歌传统中，含蓄、唯美、暧昧、节制的诗我们可以找到上千首，但是热情、奔放，直至震耳欲聋，振聋发聩的诗歌并不多，而郭老的这首诗就是其中的一首，如果我们要向学生介绍五四精神，五四诗风，那么这首诗歌应该最具代表性，他可能并不美，但是去向我们深刻的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狂飙”。
　　此外，如果说选择一首诗，去匹配单元的“青春”主题，去契合学生现有的精神状态和青春气质，我想，郭沫若的诗歌也是最为合适。我们当然可以给学生教很多很美很朦胧的诗，比如苏轼的“明月夜，短松冈”，比如李商隐的“只是当时已惘然”，但是这种人过半百的人生体悟，想让学生产生共情，非常的难，学生都没有经历过“当时”，又怎么能够理解“惘然”呢？
　　而对于学生来说，这个时候的感情，就应该是大鸣大放，大喊大叫，浑身有着耗不完的神，使不完的劲，每天都应该处在《天狗》中的那句“我的我要爆了”的状态之中，（这便是我觉得《天狗》更好的原因）因此，如果说去匹配单元主题的话，或许没有别的诗更能代表“青春”，青春不是沉默无言，青春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噪音。
　　而且选这首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告诉学生：诗，原来还可以这样写。
　　正如我前文所谈，中国千年诗风，向来追求含蓄暧昧，这样的诗学生自小就学，自然就会产生一种理解上的定式，即说话吞吞吐吐，绕来绕去，有“言外之意，象外之旨”的截成一段一段的句子才是诗，而直接了当的、直抒胸臆的，就不是诗。
　　然而把诗歌放到一个世界的传统上来说，含蓄暧昧的是诗，直接奔放的也是诗，只不过中国内敛的文化传统，导致含蓄的诗风在唐朝以后占了上风。因此，选一个对惠特曼《草叶集》借鉴、模仿比较多的诗，让学生明白诗歌不仅仅是含蓄暧昧这一种，或许就是教材选这首诗的目的所在吧。（而且配合这一单元的写作任务，让学生在青春期写诗，写出来的，是含蓄的还是直接的呢？我想是后者，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郭老的诗，也给学生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最后，诗歌中汉语的不规范，我想放在当时新文学萌芽的语境中去考查，做一些探究、评价的课堂设计，可能会让语文课变得更加有趣味一点吧。毕竟学生已经看惯了规范雅正之文学，多一些“野蛮人”的大吵大嚷，或许会让这首诗讲起来更有意思一些，而且很多诗歌语言之形成，往往来自于“陌生化”，而“陌生化”的本质，就是反语法。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新教材的讲解，如果单从文本内出发，就诗论诗，有点乏善可陈，（毕竟郭老的这首诗，单篇讲的确是有点没啥好讲的）而把这首诗放在时代的背景下，读者接受的角度中，文学流变的长河里去理解，反而大有可讲之处，因此，想要讲好新教材，不妨走出单篇，走向群文，把这一篇课文放在一个单元的序列之中去理解，去把握，或许是我们解开新教材讲解难题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