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一个真正的肖洛霍夫

      近十年是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进入新的时期的十年，如同俄罗斯的整个文学研究一样，肖洛霍夫研究在全新的学术语境中进行，研究的对象似乎没有变，但研究的热点已然悄然变换：对肖洛霍夫的研究由作品转向作者，出版了五部有关肖洛霍夫的传记： 
　　（一）瓦·奥西波夫的《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不带传说的文献编年纪》（中译本200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出版。本书拟编年体的形式，书写从1929年即《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发表到作家去世55年间作家生平中的大事件，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传记作品。为了给肖洛霍夫的行为提供大背景，书中详细叙及苏联文学桩桩公案，生动描摹北国文坛衮衮诸公，包括两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斯大林在高尔基家中与众作家见面，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得诺贝尔奖的内幕，波澜起伏，热点频现。 
　　（二）维·佩捷林的《肖洛霍夫传·俄罗斯天才的悲剧》，2002年出版。以肖洛霍夫生平中的重要事件为中心是这本传记的特点。该书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位伟大作家的信息，有助于解开作家生平中的一系列谜团。比如佩捷林详尽叙述了肖洛霍夫与斯大林在1930年11月28日的第一次见面，此次见面是在肖洛霍夫应高尔基之邀去意大利的前夕（按奥西波夫的说法，肖洛霍夫与斯大林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7月）。这次持续1小时10分钟的谈话涉及到许多重要内容，它解决了一个悬案，即斯大林关于《静静的顿河》的通信的来历。 
　　（三）弗·瓦西里耶夫《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生平与创作简史》，连载于《青年近卫军》杂志1998年第7至10期。瓦西里耶夫是位严肃认真的肖洛霍夫研究家，他从大量的材料中钩稽出肖洛霍夫的生平事迹，其中很多是前此的肖洛霍夫生平史述不曾言及，或语焉不详的。（四）И.茹科夫的《命运之手——关于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和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真相与谎言》，1994年出版。这本传记有两个传主，第一部“孤独的勇气”以肖洛霍夫为主，第二部“韧性的价值”以法捷耶夫为主。这本传记讲述了肖洛霍夫与法捷耶夫的友谊，他们共同切磋创作，甘苦与共。作者没有回避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对描写维申斯克暴动的《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法捷耶夫不支持出版；对授予《静静的顿河》斯大林奖，法捷耶夫又是唯一投反对票的人。但肖洛霍夫逃到莫斯科向法捷耶夫求助时，后者拒绝援之以手，此系事关两人关系的大节，《命运之手》却完全没有提及。 
　　（五）米·米·肖洛霍夫的《父亲朴实而勇敢》，1999年出版。这本书的印数很少，只有300册。在这本书里，作为作家的儿子米·肖洛霍夫描述了对父亲的记忆，其中更多的是今天所说的“口述历史”和档案文献资料。如作者记载的母亲马丽娅·肖洛霍娃的回忆。 
　　 
　　学术研究的根源——挑战与回应 
　　 
　　在苏联时期，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肖洛霍夫传记著作。在我的阅读范围内，除了具有回忆性质的一本书：彼·加弗里连科的《肖洛霍夫在朋友中》而外，1990年代以前还没有一本以叙述肖洛霍夫传为主的作品。 
　　肖洛霍夫研究家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自己的重要使命：必须澄清事实，洗雪加诸肖洛霍夫的耻辱，还他以真面目。肖洛霍夫传记的写作就成了他们的自觉选择，重建肖洛霍夫形象则成了传记写作的基本目标。不难发现，这些传记作品的作者自觉不自觉地都表达了对歪曲肖洛霍夫的现象的愤懑之情，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之下来写有关肖洛霍夫的著作，论战的激情自然会洋溢在作品中。奥西波夫写道：“就此组成了法庭，不经审判就做出判决，并且提不出证据。不准上诉让人担心。……反思死者的平生并非罪过，可不能不顾事实。”茹科夫写道：“‘反肖洛霍夫学’正在损害肖洛霍夫的威信，正在歪曲他的道德面貌、他的毋庸置疑的创作成就。”那些曾经以肖洛霍夫为饭碗的“肖学家”们迅疾改弦更张，为他唱赞歌的文章墨迹未干，就对这位顿河之子滥施拳脚，肆意辱骂。奥西波夫“当场只手，毕竟还我‘肖夫’雄”，他撰文著书，还肖洛霍夫以清白和崇高。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他先后在《真理报》《苏联文化报》和《文化报》等多家报刊发表言辞激烈的文章，为肖洛霍夫正名。1995年又推出《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力图挽舆论狂澜于既倒，论战性就成了这本传记最鲜明的特色。奥西波夫同诋毁肖洛霍夫的“历史家”、“散文家”和“批评家”展开激烈争论。在茹科夫的书的副标题“关于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和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真相与谎言”中，也可以体味到论战的激情。由于佩捷林的书出版较晚，离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反歪曲肖洛霍夫的激烈的言论有了时间距离，所以论战的激情已有所减弱，显得更加理性和沉稳。 
　　 
　　争鸣与对话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论战的激情，几部传记都将焦点定在澄清肖洛霍夫生平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即1980年代中后期被歪曲得比较厉害的问题上，其一，肖洛霍夫写《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缘起问题；其二，《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1980年代末出现这样一种说法：肖洛霍夫同斯大林作了一笔交易：写一部歌颂集体化运动的小说以换取被拖延已久的《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出版。1988年《十月》第9期发表了C.谢曼诺夫的文章《关于〈静静的顿河〉发表的一些情况》。作者在文章中引用了普里玛的《与世纪比肩而立》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即普里玛记载的肖洛霍夫回忆1931年6月与斯大林会面的情况。会面中斯大林表示同意《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出版。从引用的这一段看，肖洛霍夫和斯大林以及在场的高尔基都未提到要写歌颂集体化的小说的事。接下来谢曼诺夫写道：“斯大林出于其近期和远期的政治利益无疑需要一本高度肯定集体化的书，不是奴才、阿谀奉承者之作，而是才华和人品都很可靠的作家的艺术精品，肖洛霍夫描写革命的小说是如此的才华横溢和真实可信，以至他的作品立刻征服了世界，因此把与革命相媲美的事件……交给他又会如何呢？政治看好为了共同的利益所作的互作让步的妥协……”在作结论前谢曼诺夫还提供了证据：与斯大林会面以前，肖洛霍夫从来没有说起过要写关于集体化运动的小说，到了11月中旬他告诉别人已写了16个印张，并说次年4月将完成23—25个印张。由此他断定：“《被开垦的处女地》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写成的，显然作者把别的事情统统搁下了。”这个大胆的假设公之于众以后，喝彩者有之，驳斥者有之。 
　　其实此后若干本肖洛霍夫传记都在反驳谢曼诺夫的这个假设。茹科夫的《命运之手》的第二章的题目就是“是斯大林的订货，还是生活真实”，专门就此问题展开争鸣。一方面证明1931年肖洛霍夫与斯大林见面之前他实际上已经写完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另一方面他通过对作品的一系列情节的分析，如达维多夫和纳古尔诺夫被妇女殴打，他们在小说结局中的死于非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肖洛霍夫相信，作为国家历史中的悲剧性篇章的集体化运动，造成了违法行为，很多时候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因此他认为谢曼诺夫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 
　　佩捷林的《肖洛霍夫传》叙述肖洛霍夫与斯大林第一次见面的谈话中，斯大林向肖洛霍夫明确提出了写有关集体化运动的书的任务：“对于现在您有何想法？我们需要描写当今农村、大规模集体化运动、消灭富农运动的书……您，肖洛霍夫同志，专注于国内战争，这很好，可是不应该失去机会，要写今天发生的事情，那是如此激烈的冲突，如此戏剧性的命运，如此真实的人的灵魂复兴的过程……您读了费多尔·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一部正面描写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引者注）吗？”谈话的后半部分斯大林先是谈到《静静的顿河》的前途：“您，肖洛霍夫同志，不必为《静静的顿河》的命运担忧，它的前两部正在发行，带来了俄罗斯革命的真相……我希望人们能正确决定您的小说的命运。”接着斯大林又问道：“您能够写出一本比《磨刀石农庄》更好的描写集体化运动的小说吗？”肖洛霍夫回答说：“对此不必有任何怀疑，斯大林同志，（我的应该是）好得多的作品，因为《磨刀石农庄》是部很差劲的小说。”这以后肖洛霍夫就在继续写《静静的顿河》的同时开始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谢曼诺夫的假说，在佩捷林这里似乎得到了证实。就此我们也可以感到，2002年出版的这本《肖洛霍夫传》已经从1980年代末那种情绪化的状态中走出来了，该书的潜台词是：即使是为了排除发表《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障碍，肖洛霍夫写《被开垦的处女地》，也并不对作家的正直的人格造成什么损害。 
　　这些传记的另一个对话焦点是《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他们驳斥了加诸肖洛霍夫的种种诽谤。茹科夫的《命运之手》叙述了重要事实：1920年代末绥拉菲莫维奇等人组成的委员会，鉴定手稿后，得出结论：《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第六章“第三次指责浪潮——剽窃”逐一驳斥各种剽窃说。 

用户名(必填)

100分 80分 6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