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之死与教育的“排斥市场论”

　　曾是中国民办教育的翘楚、2004年被中国教育联合会授予惟一的“中国民办教育最佳品牌”的南洋教育集团，仅仅一年后即全面崩溃。对此，有教育局官员说，南洋是一场持续十年的骗局；有家长说，南洋的失败，是中国教育的失败；也有老师说，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决定了南洋的失败。（《中国新闻周刊》6月15日）
　　我赞同家长和老师的说法，南洋的失败，既是中国教育的失败，更是败在中国教育。表面看，南洋是因为“教育储备金”遭挤兑而崩溃的，但实际是败在僵硬的教育体制上。
　　由于民办学校缺乏正常的贷款、融资渠道，从1993年开始，当时的广东英豪学校董事长陈忠联创造了“教育储备金”这种特殊的教育收费形式。其操作方式是，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从8万元~20万元不等），此外不再缴纳学费和伙食费。而收取的储备金，则由学校开设新校，或用于投资其他领域。待学生毕业之后，学校以投资获得的利润，或新生缴纳的新储备金，将教育储备金全额不加利息如数还给家长。
　　在南洋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教育储备金一直是集团的脊柱，但这也是一种高危模式。因为一旦政策尺度和宏观金融环境发生变化，祸起萧墙几乎是必然的结局。具体到南洋，这种收费方式成了其崩溃的直接原因：到期的教育储备金无法偿还，频遭挤兑，最终将各地南洋学校压垮。
　　问题是，民办学校为什么融不到资？这就不能不提国家有关法规对民办学校融资的各种限制。而其背后，则是传统计划体制在教育领域积淀而成的一套保守、落后的教育观念和体制。说起这套教育体制，我想起了教育部退休高官张保庆日前发表的“中国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的高论。此语一出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有评论甚至责怪他在任时为什么不这么说。不过，我倒是对张保庆的观点有不同看法。不错，教育本来就是公共产品，“发展教育只能靠政府，政府就得花钱”。如果这仅是强调政府要负起教育的责任来，当然是没错的；但如果由此把它说成政府必须垄断教育，则是错误的。
　　我认为，即便对于基础教育这样的“纯公共产品”，也并非“只能靠政府”，更不一定“政府就得花钱”。公共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政府只是能够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之一，而不是惟一的提供者。除了政府之外，还有社会第三方，也可提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服务。更别说教育只是一种准公共产品，而对于准公共产品或服务，可由政府与市场双边提供。因此，在教育发达的欧美国家，即使基础教育也出现很多私立学校。
　　但在中国，由于受前述保守、落后的教育观念和体制的影响，加上其间涉及的利益，很容易就视公立教育为公有教育，视私立教育为私有教育，想当然地在教育领域用公办学校、公立教育一统天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当财政约束型公立学校系统能够提供的教育机会，已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教育需求时，化解供求矛盾的主要策略，本应是吸纳非政府教育资源，大力发展私立、民办教育以扩大教育供给。从表面看，我们也的确提出了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十六字”方针，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现实中无论是办学审批、学费收取、资产回报、教育产权界定，还是私立学校教师流动与学生升学等方面，都受到政府极其严格的约束。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民办学校融资的限制。比如，银行不给贷款的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
　　对私立学校的政策歧视，一方面挫伤了民间资本投资教育的信心，抑制了私立教育发展，另一方面助长了公立学校的肆意妄为。在一个公立学校垄断了教育机会的卖方市场中，学校握有定价权，可以巧立名目乱收费、设立“校中校”等。所以，现在的教育乱收费越演越烈，不仅是政府价格管制不力，也不仅仅是财政拨款不足，而是教育机会供求非均衡的必然结果。根治教育乱收费的方式，就是扩大教育机会供给，变教育的卖方市场为买方市场。这就必须放开教育的市场准入，加快发展民办教育。目前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罪不在市场机制，而在于我们错误地利用了市场机制，把一些不是市场的做法赋予了市场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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