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中的“客籍人”

　　朱德同志《回忆我的母亲》是一篇回忆录，原载1944年4月5日《解放日报》(延安)。这篇文章质朴诚挚，多次被选入初中语文教材。作者在开头说道“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
　　课本将“客籍人”注释为“一般指整村整族迁徙到一个地方定居的人。他们一般保持原籍的方言和一些生活习惯”。
　　这种解释过于笼统，也不准确，这里的“客籍人”应是“客家人”。
　　“客家”是指原籍为河南地区的中原汉族人，在东晋战乱后南迁，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分的一群居民，更在后来的几次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特殊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族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
　　客家族是在客家先民的迁徙运动中形成的，其年代当在宋代。客家人在历史上经历5次迁徙运动，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第二次是中晚唐；第三次是两宋特别是到宋末元初，南迁到广东梅州、惠州一带。这时户籍即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客籍人”遂也自称“客家人”。
　　此后，还有第四次客家大迁徙，即朱德文中提到的“湖广填四川”，原因一是满族入主中原，二是客家人口膨胀，于是由中原移居两湖、两广的汉民，又大量入川。朱德、郭沫若、韩素音的祖先，都是当时由粤、闽迁到四川的“客籍人”。宋后，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客家人后裔遍布国内10多个省和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广东梅州地区因为自清初以来是客家人的迁出地，于是成为今天许多客家人的“圣地”，梅州话是客家话的典范。
　　四川客家是客家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天府之国”的腹心地带，生息着一支保留着浓郁的岭南风俗习惯、至今仍操一口被称为“土广东”方言的客家民系。四川有客家人居住的县市有63个，其中至今能讲客家话的有150万人以上，仅成都东郊500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居住着50万客家人。粗略统计，四川客家人的总数大约在250万~300万之间，成为我国继闽、粤、赣3省之后的又一客家大省。据田野调查，四川客家的分布地区有：成都的龙泉驿区、成华区、都江堰、广汉等；川北的江油、仪陇、巴中、广安；川南的内江、资中、简阳、泸州、宜宾等，以及凉山州所辖的西昌、会理等县。其中，尤以成都东郊和沱江流域以及仪陇(朱德家乡)和西昌最为集中。四川在客家移民中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是国内罕见的跨省际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构成，除来自两湖(湖南、湖北)地区外，尤以闽粤赣边客家大本营地区者为多，其影响所在，不仅深入到近代乃至今日四川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也与当时移民输出地的10余个省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与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川的客家文化既是连接客家民系的纽带，又是客家民系发展扩散后的一种表现形式。相对于第一次、第二次孕育期的闽粤赣客家文化，处在扩散阶段的四川客家文化，具有更加成熟完美稳定的形态。古代四川是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明末清初的兵燹之灾，使其受到严重破坏，四川人口损失严重，便引发了“湖广填四川”的运动。这次大移民运动，不仅使四川战乱创伤得以迅速治愈，人口增加，荒地日辟，农业经济得到恢复，移民还带来了耕作技术、生产经验、生活习惯、语言风俗。不同省籍的人在巴山蜀水间交流融合，辛勤劳作，共同推进了四川新一轮的大开发，缔造了新历史时期的巴蜀文明。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交叠、沉淀和重新排列组合，客家文化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特色。独具特色的广东、福建会馆，遍布全省各个角落，见诸记录的就多达1400余座，成为寻觅客家人创业足迹的标志性建筑。至今保存完好的广东会馆、江西会馆等客家民居建筑，无不使我们为客家文化的包容心态和建筑的磅礴气势所惊叹，领略到充满生机的粤东、赣南客家原乡文化的无限魅力。
　　据有关文献记载，朱德的祖先是“湖广填四川”时入川的，到朱德这辈已是第六代了。与朱德情况类似的四川客家名人还有国画大师张大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朱德东征到梅州，还用客家话做过报告。
　　综上，笔者以为，朱德在文中点明“客籍人”，意在强调自己的“民系”“族系”，而不是陈述籍贯。注释可结合下文“湖广填四川”作如下解释：客籍人即客家人，汉族的一个独特民系。明末清初，由于连年战争，加之战后疫病流行，使四川人口骤减，土地荒芜。清初统治者为了稳定其在四川的统治和增加税收，积极采取移民政策，其中有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客家人入川。他们在四川繁衍数代，并基本保留了祖居地客家人的方言、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形成了互助组织，与本地原居民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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