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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谈语文二题

国内外语文课本的比较
新中国成立以前，国民政府颁布过《国家教科书》、《战时国语读本》等等，是比较强调政治性的。国民党提倡“新生活运动”时期，就有宣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观念的古文，还有《国父遗嘱》、《曾国藩家书》、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等等。(后来台湾的官方课本因袭了这一指导思想和相关内容。据一份网上公布的调查，这些课文大都不受台湾中学生的欢迎)。但当时的课本是多元的，学校和教师有选择自由。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短期内还来不及编写新课本，在经济发达地区，曾经使用过开明版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但是，这套课本不能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逐渐有了新编的、统一的课本。我们当时所能接触的只能是苏俄教学思想和体制。因而苏俄式的课本就应运而生了。
　　苏俄式的语文课本，以语言与文学分成两门课程为特点，文学的分量很重。20世纪50年代苏俄十年制中学的文学课本，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俄国文学史。
　　苏俄中学把俄语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语法、词法的复杂程度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不经过严格的语法、词法的系统教育，不可能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达到自由、通顺、流畅表述的要求。
　　在这方面，德国人与之有相像的地方，其疑问句法的复杂与俄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故在德国初级中学，语法和知识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到了高级中学，他们就基本上不讲知识了。他们不是把语言和文学加以并列，而把德语和哲学并列起来。高中有大量的选修课，比如，一个学生可以选修文学经典，也可以选修哲学经典。班级就以所选经典来划分。课堂上就是讨论经典。学生必须发言，成绩占60%，他们强调的是自主的学习和独立的见解。
　　从学术思想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语言学有逐渐成为人文学科包括哲学文学的基础的趋势，故语言课程在欧洲中学中的比重始终是很重的，中学生学习两门到三门外国语司空见惯。这与欧洲民族杂居，又有重视语法词法的传统有关，英国早就有“文法学校”的传统设置。但是，在中学里，纯粹知识的传授，死记硬背是很少的。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政治形势和文化传统都不允许我们照搬苏俄。随着形势的发展，语文的泛政治化形成潮流，这是任何语文专家都难以阻挡的。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语文教学才重新提出语文本身特点的问题。但是，当西方语文教育思想涌入时，我们又饥不择食，阴差阳错地，匆忙地接受了托福考试的标准化模式，而且一旦接受，就成为教学的指挥棒，机械化的应试教育使得西方很强烈的人文精神都受到了窒息，语文教学又一次陷入困境。
　　我国的语文课本，虽然有许多西方国家课本所不能及的优点，但是在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不拘一格而富有个性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方面，是大大落伍的；尤其在激起课堂内趋力方面，显得异常薄弱。现在，语文教学的落伍状态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乃至全国人民的忧虑。
　　关键在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语文课本的指导思想过分集中在语言的工具性上。这与当时斯大林的“语言是社会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物质外壳”的绝对权威理论有直接的关系。我国的语文课本，长期片面性地拘泥于工具性的理论基础，语文教学也片面地纠缠于字、词、句、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