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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领袖与圣人迷信——不能神化鲁迅
 葛红兵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反迷信的主体还是迷信的温床？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个体立场？进而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坚守个体立场的能力和意志力？我们许多“文化先锋”貌似独立，其实骨子里传统的东西依然深深地诱导着他们，四处寻找依托。 
今天，这种依托对象有所改变，有的找到了宗教绝对；有的找到了世俗的道德绝对；有的找到了历史绝对。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是栖居在他们的话语领袖——鲁迅的身体里，这是一种话语领袖迷信。这种鲁迅迷信在中国当代经历了数次高潮，最近的一次则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文精神大讨论开始，至今一直没有退潮。 
文人喜欢迷信他们的圣人，如果说中国传统文人的圣人是孔子，几千年来这些传统文人的工作一直就是就是注释、诠解他们的圣人孔子的思想和言论；而中国当代人文的圣人则是鲁迅，他们无论说什么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鲁迅，在鲁迅面前，他们永远是下跪着的，瞧瞧他们吧，称呼鲁迅，他们竟然直接就用“先生”，在他们的意识里“先生”就是鲁迅，而鲁迅就是“先生”，不仅仅是他们的先生还是整个世界的先生，这是多么让人恶心，让人感到荒谬的称呼啊。 
1949年以后中国有好些神。鲁迅是其中特别的一个，而且是一根线索。当代“人文知识主义”分子，若要真正地研究一下他们精神资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可以找到他们的祖师爷鲁迅那里，他们只不过是鲁迅的话语鹦鹉而已，他们说得越多，他们对鲁迅这个话语领袖的迷信就暴露得越多。 
20世纪已经过去，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历程，鲁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对象。49年以后他成了文化领域“最坚定”、“最正确”、“最伟大”的代名词，文革中他更是到了神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通过鲁迅来说话，用鲁迅语录、鲁迅文本来说话。文革后，人们依然没有忘记鲁迅，鲁迅不是象某些人所预期地那样会失去崇拜，而是崇拜者更多了，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精神失范人们再次想起了鲁迅，如“人文精神大讨论”。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鲁迅已成为一个理念。仿佛居于鲁迅当中或者自居于鲁迅的对立面，人们就占有了某种力量，占有了某种武器，说话就仿佛有了底气。鲁迅似乎成了一个救星，当人们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拉出鲁迅来讨论一番。在鲁迅面前当代人是焦虑的，或者可以说鲁迅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核心焦虑之一。鲁迅已经成了一个“千面郎君”，他时而是体制的工具，左翼的利剑，时而是右翼的武器。——就此我们说鲁迅身上已经拥有了个人迷信所需要的一切要素。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市场经济以来的中国“人文主义派”知识分子，对鲁迅依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鲁迅的独战多数的人格，一是鲁迅独特的颠覆主义的话语系统，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自己独特的思想立场，话语方式，只有借鲁迅说话，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欠缺。在这方面，本应成为反迷信的主体的知识分子恰恰没有履行他们的使命，而是相反，他们自己倒是首先成了迷信的温床。 
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有一种造神的冲动，在历次政治领袖造身中有他们的身影，而对他们自己，则是制造话语“神”鲁迅，“神化鲁迅”，把鲁迅变成神，然后居住在神里面。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批判民众的迷信和盲从，实际上知识分子自己没有看到迷信鲁迅的时候自己也犯着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