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运而生的元散曲
作者:广州美术学院附中 苏理 时间:2007/4/3 21:28:21 来源:会员原创 人气:
“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元代，罗宗信就在《中原音韵序》中写道：“世之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这“大元乐府”就是后人所习称的“元曲”。可见，在元人心目中，已拥有了元曲成就足与唐诗、宋词鼎足而立的一份自豪。“元曲”一词，实际上包括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一种是杂剧，有曲有白，是代言体的综合艺术，属于戏剧的范畴；另一种是散曲，这是元代出现的新体诗歌，每一首都有独立的存在意义与鉴赏价值。
散曲在元代的兴起不是偶然的，用得上“水到渠成，应运而生”这八个字，因为它是宋词与民歌俗曲互相渗透结合的产物。问世于唐而在宋代高度发展的词，到南宋末期，已成为一种“不可被之弦管”的纯吟咏体裁，且由于文人渐离社会现实、片面追求形式美，以致失去了诗体解放的原始意义，不复有当年的蓬勃朝气。另一方面，民间小曲自金灭北宋之后，融汇了南北民歌、曲艺说唱，以及北方兄弟民族的乐曲，以其清新活泼的风调与贴近生活的表现内容而一新耳目。而弦索乐器上宫调的约定俗成与规范化，又使原先“唱曲有地所”的地域化格局得以冲破。“元曲”中的“曲”字，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它与生俱来的合乐的特征。利用民间的小调、新曲，依宋词的创作性倚声填词，而被之管弦，发之歌咏，供人歌唱而非单供吟诵，这就是最初的散曲。散曲初时带有明显的自娱倾向，文人不过是乘兴消遣，当筵一曲，只需轻松适意即可。歌曲是长着翅膀的，颇容易风靡城乡；这是文人才发现于诗词之外还开垦出这么一片抒情的处女地，于是齐力共赴，又唯恐“言而不文，行之不远”，不辞以全力搏兔，追求新奇、尖巧、工丽、豪放、谐趣等特色，散曲的格调便在实践中形成了。
然而元散曲之所以能在诗歌史上劲起，成为继唐诗、宋词之后的又一座艺术高峰，却与音乐的因素无干，而在于它自身的特长。一言以蔽之，即是散曲拥有并体现了白花的独家优势。所谓“诗庄词媚曲俗”，“俗”正是这一优势的产物。诚然，散曲并不纯以白话做成，但正因如此，它便取得了在文学语言与民间生活语言间纵横开合的绝大自由。曲除了“俗”以外，也能“庄”，也能“媚”，而这种“庄”或“媚”又往往带有“别是一家”的色彩。这一切使它跳脱出诗词“大雅之堂”的囿制，从而也大大地丰富了诗歌领域的表现内容。与这种自由化、个性化的解放相适应，元曲在格律和字句上也有较大的自由，如韵部放宽、入派三声、平仄通押、不避重韵、或用衬字等，尤其是衬字的加入，更是将白话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然，元曲能在短短的有元一代间产生、成长并高度发展繁荣，同元代的社会条件也有莫大的关系。元初推行汉法，使元蒙的外来政权迅速完成了从落后的游牧旧制向汉族政权体制规模的大一统王朝的过渡，生产力得到恢复，城市经济繁荣，造成了市民阶层的壮大；而市民阶层的意识与趣味，自为散曲注入了内部的血液与活力。元代封建传荣观念的束缚与控制较为松动，客观上纵容了散曲在表现意识上的离经叛道倾向。更主要的是，像元代这样的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等级压迫、民族压迫与社会的黑暗弊端，以致不仅是苦难深重的下层百姓，甚至就连汉族的高官通儒也时时产生着倾吐抑塞愤懑的强烈愿望。而元代的读书士子失去了传统的科举仕进机会，同下层人民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交流，对曲这种起于民间的新兴文学体式，在感情上也便易于接受，并使之成为反映现实、抒发感情的最为得心应手的工具。中国诗词的传统在元代并未断裂，而元曲却最终成为元代文学的主流，这是不令人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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