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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园田居（其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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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写作背景<br>
《归园田居》五首的写作年代，过去多有分歧，近年来研究者始趋一致，确定在东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其主要根据是：陶渊明于上一年，即义熙元年（405）的冬11月辞去彭泽县令，并作《归去来兮辞》，表明了归隐园田的意向；而《归园田居》组诗所描写的景物，均非冬季所见，故作于弃官归里以后的次年无疑。<br>
陶渊明自因贫出仕江州祭酒起，十多年中时官时隐。最后一次出仕任彭泽县令仅八十几天，即辞官归隐，彻底告别仕途，直至去世。关于这次归隐的具体原因，萧统《陶渊明传》载：在其任彭泽县令期间，“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其实，陶渊明辞官决非出于一时意气，而自有其必然性。根本原因在于他“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序》）《归园田居》正是在这样一种人生转折关头和心理背景下写成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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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层次结构<br>
围绕“归园田”这一中心线索，这首诗的诗意可分为三层：<br>
开首至“池鱼思故渊”六句为第一层，追述“归园田”之事实。诗人从自诉平生秉性起笔，交代仕宦经历，并以羁鸟恋林、池鱼思渊比况，形象地表明归隐志向。<br>
“开荒南野际”至“虚室有余闲”十句为第二层，描绘“归园田”后所闻见之景象。“开荒南野际”二句回应上一层归隐事实，并总摄以下十句写景。“方宅十余亩”四句，写家居周围景象，属近景；“暧暧远人村”四句，写家居以外景象，属远景；“户庭无尘杂”二句，复由室外转写室内光景。其中“虚室”二字，一语双关：既指其居室虚空，足供优游；又用《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一语，以比喻内心的洞明清净，引渡出下一层的直抒胸怀。<br>
“久在樊笼里”二句为第三层，抒写“归园田”的心情，点明全篇题旨。“返自然”云云，又与开首之“性本爱丘山”遥相呼应，全诗层次井然，而又显得圆融和谐，浑然一体。<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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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内容述评<br>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这是一个军阀连年征战，农民起义不断的动乱时代，又是一个官场污浊险恶，社会风气败坏的黑暗时代。一些心怀匡时济世志向的正直知识分子，不满现实又欲洁身自好，便纷纷遁迹山林岩穴，隐逸成为一时之风。陶渊明对这个时代有清醒的认识：“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br>
在这样一个“真”与“伪”尖锐冲突的时代，陶渊明追求的是“真”。朱熹评价陶渊明其人：“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贤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朱子语类》）诚为知人之论。<br>
《归园田居》作于陶渊明一生中由仕转隐的关键时刻，是一篇与仕途诀别的宣言。“真”与“伪”的对立，就是诗人爱好自然的本性、坚持独立人格的志向，与污秽的世俗社会、黑暗的官场风气的对立。陶渊明通过这首诗，表明自己终于从仕隐矛盾中解脱出来，不媚俗，不屈己，不为物所役，诀别仕途，毅然归隐。所以全诗显现出陶然于田园生活宁静闲适的意趣，洋溢着安顿生命、返归自然的喜悦和满足，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诗人对俗世官场的憎恶和否定。这就是诗的主旨所在。<br>
围绕这一题旨，全诗内容贯穿着入俗之苦与归隐之乐的对比，以前者来反衬后者，突出后者。其中，“适俗韵”与“爱丘山”，是两种人格性情的对比；“落尘网”与“归园田”，是<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