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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屈原的自沉和王国维的自沉形成二千年诗人自杀的巨大“天问”，引得人们有“问天”而“天”不在的“思无所归”之叹，或“理想”社会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沉痛，但那必定因时空的某种隔绝而难以使当代人真切地感到灵魂的悸恸。而90年代诗人的自杀，却不能再使人们沉醉在“后”文化的“冷风景”中玩“语言游戏”了。当然，不同诗人的自杀意义决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这里存在着根本性的价值形态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我们可以在诗人选择尘世生命终结的瞬间，直观到诗人的无声的大歌。
　　（一） 海子——山海关卧轨中的回归原初意象
　　在90年代的帷幕拉开前的瞬间——1989年3月26日，北大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我不知这位二十几岁的青年诗人在冰冷的轨道上怎样坦然地目睹钢轮的扑近。在生命最终时刻，他的生命天平测量着什么？他的脑海里预感到了什么？死亡带走了深不可测的思和不可言表的痛。这沉重的死不仅给每一个生者留下了巨大的问号，而且以其鲜明的刻度标明“生命之轻”的不合法。也许，海子的“殉诗之死”是给90年代“轻飘的生”一个巨大的反讽和冷静的寓言。
　　在商品逻辑浸渍一切的时代，甚至连诗人之死也有被污染的可能，尽管这污染以“神话”、“光环”的方式出现。有人认为海子死于物质世界对诗神的挤压，有人归于海子个体存在的危机和意义危机，有人强调是“语言的欲望”和重大压力逼死了诗人，有人看到海子死亡的时代悲剧，有人有感于海子与耶稣的“惊人相似”而相信海子是与黑暗“主动在抗争”。以上说法忽略了海子之死的个体选择性和有限生命的担当性，因为他说过：“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这种个体选择为生命承担思想的重量划出了终点。直面“真”必然直面死亡。大哲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在科学的入口就是地狱的入口”（马克思）。当个体达到存在的极限而目睹本真（真相）以后，必定面对死亡。俄狄浦斯作为人认识自己（本体反思）并为此付出最大代价的原型，在解悟了“人”这一大谜的同时迈出了人的界限，最终成为杀父娶母、刺瞎双眼而流亡科罗诺斯的忧郁老人。难道，人的本体超越性反思真能将人逼到意识的边缘和存在的边缘而使之坠入深渊？难道，敢于同自己的极限挑战，面对真实就必然陷入毁灭吗？海子透过自己奋力写作的“大诗”看到了什么？他是对自己写作的高度厚度阔度感到怀疑？还是生存状态超越了生存的极限？甚或是目睹了诗国前景而扭身而去？猜测，毕竟是猜测。我倒宁愿将海子的死看作目睹本真以后的个体跨越生存界限的选择，在界面的一端是诗国的辉煌——诗言思而思言道——对“大诗”“大道”超越性领悟，在界面的另一端是生命处境的烦扰窘困。
　　我想，一个二十四岁的生命，他在临终时想些什么？他为什么要如此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