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6400字。　宋词的发展有不断诗化和雅化的进程，本文称之为文人化，具体而言则是士大夫文人作为创作主体，在都市文化与士大夫意识的冲撞中进一步地强调主体内在超越流俗的精神和高逸情趣，从词体特质和诗学审美理想两端不断地调整词的审美取向。  　　 
　　“文人化的形成”这个标题中的“形成”二字，不仅仅是个动词，或者说不仅是一个短暂性的动作表述，而是表现了一个过程和这个过程的最终形态。从北宋后期开始，当词所附着的音乐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时，也是词由倚声艺术向吟咏文学的转变的开始。士大夫文人作为创作主体，在都市文化与士大夫意识的冲撞中进一步地强调主体内在超越流俗的精神和高逸情趣，从词体特质和诗学审美理想两端不断地调整词的审美取向。从这一过程来把握“以诗为词”，便不至于偏执一端，只言褒贬，而能体察出其立于“中”而揽二体，执两端而致其“中”的审视角度、思维方式以及操作法则。  　　一 
　　词与诗的区别关键在于与音乐的关系。保持词体特质主要也就是不要失去词所特有的音乐性，但随着音谱的失传，所谓“词以协音为先”的音的内涵渐渐有所改变，不再是可歌的音律，而变成讲求文字语音的声律，所谓“依曲定体”“按谱填词”的含义也慢慢变成只剩下按照字声格律组成的词谱填制这一层意义了。我们可以断定随着词体音乐生命力的逐渐丧失，合乐可歌的优长就反而成为自由抒写的束缚，但是词人们“以诗为词”突破此规矩森严之时，并未表示出对音律的放弃。一方面提倡严守音律的呼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词人也陆续在自创新调的方向上努力。尽管这种努力不能改变词乐发展的停滞状态，相反，越到后来持律越严，而词的流传范围愈来愈小，但还是不能否认词人们是尊重词体并力图保持其特征的。自北宋而至南宋，知音解律，尤其通晓词乐的人越来越少，但随着这种现象，却相对更显现了宋人对知音解律的重视。苏轼革新北宋词坛，是以善制新声的柳永为竞争对手的。这种争胜从多方位展开，从内容到词调，风味与声响均不相同。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记载了另一则广为人知的故事：“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这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①虽然苏词主要是因文字形象之间显露的情性之美而为人激赏，但也可表明像苏轼那样的文人作词也能合乐可歌，并为其所作受到盛行唱曲之风的社会上的普通市民的接纳和欢迎而心下颇为得意。诚然，苏轼在音乐上的修为毕竟有限，“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②。但既有此自知之明，且明言技不如人，意存遗憾，也从侧面说明东坡对知音解律之看重。而且，开创以诗为词的苏轼尚且如此，何况其余坚持词体本色并精通音律诸人了。 
　　苏轼以诗为词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引发了“诗词一理”的观念，将“诗言志”与魏晋时形成的“诗缘情”说联接，在肯定词体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