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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9700字。  
海子、王小波与现代性 
● 崔卫平                       
将海子与王小波联系起来，起码有这样一些表面上的原因：第一、同样是对于写作拥有巨大热情、以命抵命的那种，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为了写作而献出生命也是可以的，但是两个人在生前都只是出版了有限的作品，海子是1988年的长诗《土地》，王小波则是1994年的《黄金时代》，可以说他们在生前都没有享受过作为一个诗人或者小说家的尊贵名声。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对某些人十分苛刻，对另外一些人又十分慷慨。王安忆在纪念巴金的文章中说自己被时代“宠坏了”，显然这两个人不属于此类。 
第二个明显的相似在于：对于这两个人的作品所作的反应，圈外的人比圈内的人更加敏感和踊跃：王小波生前与所谓“当代小说界”、小说家们来往很少，以圈外人自居；海子虽说在所谓先锋诗歌内部是“老面孔”了，所有该知道他的人都知道这位“天才诗人”；但是对他的作品的评论却较迟迟没有出现。直到他89年去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关于海子比较有力的评论还为数甚少。而同样，在王小波去世之后，那本最早出现的关于王小波的评论集《不再沉默》，作者大多是学界中人。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的话，至目前，对于王小波的完整评论在专业文学批评家的笔下仍然很少出现。相比之下，王小波在一般读者中所获得的欢迎，所引起的“迷狂”，是有目共睹的。李银河有一篇文章说“王小波成了一类人的接头暗号”，是很生动的表达。 
指出这个事实并不想想要批评我们的评论界，而是想指出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两个人的作品之所以在一般读者中引起深刻影响，是否是因为这两个人在他们的作品中，触动了有关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脉搏中某些深处的东西，触动了与每一个人有关的重大的东西，而对这些东西的处理，文学批评家并不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特权或者更加擅长？所以前者的反应有可能比较迟钝一些，相反，读者们则更为敏感。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本人是肯定的。在下面，我试图加以论证的是，这两个人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塑造了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现代性”、更为具体来说是“审美现代性”的品格？提供了不同的范式？ 
这里所说的“文化和审美的现代性”，首先是沿用了哈贝马斯关于“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的区别，在这个区别中，“社会现代化”主要由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国家来代表，“文化现代性”则意味着在韦伯“除魅”的前提之下，即一种高高在上、不可置疑并贯穿一致的整体世界观崩溃之后，自然、社会和主体之内这三者得以独立地发展出自身的文化意义，而不再是互相依存和依赖。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主要体现为某种强烈的自主性，任何力量不再能给出文学某种特殊的任务或者使命。文学是个人想象力的结果，是由作品内部诸种元素组合起来的小宇宙，所创造的是另一种真实，它不能等同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现实；对于作者的想象力来说，所谓“日常现实”并不具有前在的优越和权威地位。也许我们可以从 
这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在海子的诗歌和在王小波的小说中，都没有提供现成的有关现实的描写，没有出现直接令人想起现实生活的意象或者画面。他们都不是处于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当中。 
所谓“文化和审美的现代性”，也是借用丹尼尔·贝尔以及美国美学理论家卡林内斯库这样的框架：即“文化与审美的现代性”，具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它处于与现存秩序、流行见解、社会主导理念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表现出一种毫不妥协的绝决姿态。它与“社会现代化”的工程有着不同的诉求，是不同步的。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卡林内斯库这样介绍这种“现代性”——“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直到自我流放。”1当然，这样的框架不可以简单套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