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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11/18 10: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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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约21262字。
2026-2027学年第一学期适应性练习
高一语文
(满分:150分练习时间:150分钟)
一、基础知识(共5题,每题2分,共10分)
1. 下列词语中读音和字形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A. 锲(qiè)入摈(bìn)弃着(zhuó)恼
B. 严竣(jùn)凛(lǐn)冽吸吮(yǔn)
C. 一蔸(dōu)掂量(liang)抹(mò)复挑
D. 屏(bǐng)气浮燥(zào)薄言拮(jié)之
2. 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A. 唤渠朝餐歇半霎(沟渠)渚清沙白鸟飞回(盘旋)
B. 问君能有几多愁(多少)采之欲遗谁(赠送)
C. 秧根未牢莳未匝(移栽)自牧归荑(归来)
D. 间关莺语花底滑(中间关卡)元嘉草草(轻率)
3. 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用法和意义相同的一项是()
A. 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皆以美于徐公
B. 失向来之烟霞欲因之梦吴越
C. 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其一犬坐于前
D. 其间旦暮闻何物问女何所思
4. 下列句子的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A.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解释:穿过纵横交错的小路,驾着马车来相互探望。
B.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解释:到南边的原野去开荒,守着愚拙的本性回家耕种田园。
C. 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
解释:忽然我魂魄惊动,猛然惊醒,不禁长声叹息。
D.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解释:(琵琶女)被我的话触动,站立了好久,回身坐下再转紧琴弦拨出急声。
5. 下列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所描绘的力的形象,可以看作是“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诗人设想站在地球“边上”全方位俯瞰地球,放声呼唤,纵情高歌。
B. 在《峨日朵雪峰之侧》中,诗人将深刻的情感体验倾注到“雪峰”“太阳”“蜘蛛”等意象中,营造出凝重而又壮美的氛围,雕铸了一幅充满谦卑而强劲力量的图画。
C.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下片开头“元嘉草草”三句,借刘义隆北伐失败的故事,从反面透露出词人对出兵北伐的渴望,并坚信自己一定能取得胜利。
D. 《喜看稻菽千重浪》以袁隆平杂交水稻科研历程为线索,采用小标题式结构,选取典型事例,融叙述、描写、议论、抒情于一体,真实再现科学家的崇高形象。
二、现代文阅读(32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共1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费孝通曾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我们对于社会的认识主要来自书本与经典,所以才有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认知格局。强调书本以及经典的重要性,当然很有道理,因为经典记载了过去我们认识世界的经验和总结。但是,费孝通认为若是只通过书本来认识社会的话,应该有两个逻辑前提:一个是过去出版的著作里包含了人类所有的知识,因此任何知识都可以从书本中得到了解;另一个是过去的书中应该包含了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这两个逻辑前提是不成立的。特别是在一个发展日益迅速、竞争强度日渐增加、社会状况日趋复杂的时代,我们的认知也处在知识爆炸的情境中。这样的中国,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还是解决问题的需求,要面对的要素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复杂。所以按照费孝通的说法,认识和治理中国这样的社会,应该以社会调查作为根本途径。
费孝通认为社会调查是认识论的起点。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是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回到实践的一个认识过程。我们要认识社会,必须从实际调查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费孝通真正将社会调查变成理论体系,形成社会学调查,与他攻读博士学位阶段严格的学术训练有关,这使他可以通过专业的眼光去看待过去做过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强调了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的区别。社会调查是描述性的,告诉我们社会是什么,《江村经济》这本书就是一种描述性的著作,也就是如今所说的民族志。社会学调查是要带着问题或假设去调查,除了描述还需要解释,费孝通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的分水岭,是云南三村的调查。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拿到博士学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回到云南,希望将刚刚学到的这套社会学方法运用于调查。他带着问题,在《江村经济》的基础上,去调查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这就为如今调查需要使用哪种模式做了一个区分,我们有时需要做一个民族志的调查,有时需要做一个社会学的调查。
(摘编自周大鸣《认识中国:从费孝通的社会调查经历谈起》)
材料二:
为摸清社会现实,以图与日寇长期斗争,抗战时期颠沛西南的费孝通领导了云南三村调查。在《禄村农田》的导言中,他提出“型式”的概念。禄村调查是对《江村经济》结论的验证,费孝通认为禄村和江村是两种不同的社区,代表着两种“型式”。“型式”强调的是社区之间的不同,但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社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型式”概念已经包含“类型”的意味了,区别两种不同的社区,进行归类划分,只不过是将相远的或不同的区别开来。而《云南三村》出版后,“类型”作为一个研究着眼点展现出来,它着重于由特殊的事物或现象抽象出来的共通点。在此阶段,他不再只着眼于社区间的区别,而注重观察其结构的相同、相似之处,把相同相近的归在一起,形成“类型”,以达到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
1978年后,费孝通都在用社会调查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志在富民”的社会科学家情怀。1983年开始小城镇研究时,费孝通提出“类别”的概念,对“小城镇”这个总体性的概念进行分类。小城镇是农村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其范畴比较复杂,功能也不尽相同,且都具有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功能,但是不同的小城镇的形成基础是不同的,是由各地的历史形成的。“类别”相较于“类型”,又向前进了一步,不仅强调不同小城镇的共通点,同时也看到了它们的个性与特色。今天我们常说的“特色小镇”,也可以从费孝通当年的研究中找到一些线索。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费孝通的关注点进一步拓展,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首次提出“苏南模式”这个名词。“模式”是从发展方式上说的,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不同的发展模式。各地乡镇的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不同,因而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子。考察苏南地区乡镇工业时,他发现该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别具一格,自成体系,可以称为一个“模式”。这里兴办社队企业,后来改制为乡镇企业,保存了集体经济实体,形成了城市工业带动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又牵引着农村农副业发展的大系统。这种工业化模式即“苏南模式”。1986年费孝通到温州考察时,发现了一种与苏南地区差异较大的发展路子。温州以家庭手工业或家庭企业为基础,开辟专业市场,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特色模式。温州模式属于个体所有制,这也与苏南不同。这使他意识到之前提出的“苏南模式”概念是不明确的,甚至还带有一点“模范”“样板”的危险因素。于是他提出“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主张。至此,“模式”的定义被明确为“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据此,费孝通提出了“珠江模式”“闽南模式”等多种模式,认识到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去发展经济。
社会调查,行行重行行,这便是费孝通认识中国社会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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