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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Ⅵ•女性的声音
　　女性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中国文学史的舞台上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在这场被喻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相继出现的女作家如繁星璀璨──“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的陈衡哲，以“问题小说”作为“第一部曲”写作生涯长达一个世纪的冰心（小说代表作《超人》《斯人独憔悴》），“海滨故人”庐隐（小说代表作《海滨故人》），擅长以闺秀笔致写“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鲁迅语）的凌叔华（小说代表作《酒后》），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冯沅君（小说代表作《卷葹》），埋葬于陶然亭“春风青冢”下的石评梅（小说代表作《匹马嘶风录》）……她们的作品个性鲜明，关注女性自身，对于婚姻自由、教育平等以及妇女职业等问题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她们围绕着“娜拉走后怎样”的中心命题，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进行深沉的探索，对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及其价值观念提出挑战。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彻底结束了中国女性在文学史上作为“盲点”而被遮蔽和隐埋的历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以丁玲、萧红、张爱玲为代表的第二代女作家群体。在这批作家中，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是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丁玲（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她能够超越前代作家“自叙传”的行文风格，并且不囿于自我遭遇和个人情感，透过女性觉醒的表层揭示出她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并对此困境和危机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同时代的萧红（小说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则以一种天然的女性写作，展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以及更广阔的世事人心。张爱玲（小说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出现在40年代的沦陷区上海，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她那极具现代感的才华横溢的写作令她的读者虽隔着一个时代仍一再惊叹。跟第一代女作家相比，第二代女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更为激越浑厚，构思、运笔更为成熟，并且对于小说创作流露出相当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升华和女性书写的历史进步。
　　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在战争、家庭一类社会性、革命性主题的掩盖下，中国女作家作品虽然多呈“中性化”或“雄性化姿态”，但仍然或多或少潜隐着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文革”以后至八、九十年代，女性创作开始重新复苏，又一个庞大的女性文学群体在文坛崛起──王安忆、铁凝、迟子建、池莉、方方、残雪、陈染、林白等，她们的创作很快就在题材的丰富性与体裁的多样性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呈现出无比广阔的历史前景。这批新一代的女性作家与往昔的女作家迥然有别，她们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经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品的内容、表达技巧和话语方式都很独特，不少作家以顽强的勇气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合理／非理、规范／偏离、道德／腐败、柔弱／坚强，彰显了鲜明的个性与时代精神。
　　女性小说有其共同的特点，最主要的表现是女性作家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女性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大致可以分为内外两个方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反思自身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