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澧华·

    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规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的意义上
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三是从哲
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
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是什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
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的人较
少，而着意于“是什么”的人稍多，至于醉心于“为什么”的人则更多了。呈现在
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渐
趋隆重，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桐城文派的领袖，所谓“以韩、欧
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者”《曾国荃致曾纪泽
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
子”）当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统地抄录曾文。在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黎编《曾
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文集》之
事，但影响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后即有传忠书局之《全集》问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实上的主持人，并不是列名总纂的湖广总督李瀚章，而是
承袭候爵的曾纪泽。《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门人张裕钊、黎庶昌”所编，而是
由定居长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实际编校。至于《诗集》，则有传忠书局聘请的杨书
霖、张华理这两位长沙绅士将之一稿两用之事：先有坊间单行本，后有传忠《全
集》本。《全集》之诗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编年本与光绪二年三卷分类本。事过
五十年，《四部丛刊》影印本与《四部备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类生二为底本。究
其原因，大概是编年本仓促辑刊，未速细辨，虽然是按年编次，也只是大致可寻而
已，其中疏忽外误之处尚多。而分类本虽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编年本之先
后编次。此后各种版本，皆与此大同小异。

    进入民国，始有改编本与注释本。自今观之，则改编之功实浅，而注释之劳稍
多。至于辑佚本，则有近人刘声本的《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细校读，佚文十四
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余年来，真正的全编
“足本”，应是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其中《诗文》不分卷，汇入旧版（杂
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与《联语》，且辑得佚词八首，于1986年出
版。

    初版也好，新编也好，其实都有悖于曾国藩晚年的心愿。他在赴天津办理教案
之前所作的遗嘱说：“余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壮
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如有知旧助刻余集者，婉言
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讼之词，想来当
是由衷之言。所谓反省自讼，也确因他早年有心气过高之病，有视事太易之举。后
人之所以对他的诗文时有过誉，未始不起于他年轻时的高自标置与自我期许。

    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题彭宣坞诗集后》
‘……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其明证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
“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创之功。”钱仲联
《梦苕庵诗话》说：“自姚姬传倡为山谷诗，而曾涤生祖其学，遂开清末西江一
派。”果真如此吗？《题彭宣坞诗集后》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请看此前的曾国藩做
了些什么，别人又做了些什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说：“兄
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
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后，才识得持古文的宗
尚，而当时京中诗坛，正是程恩泽、祁会藻辈提倡宋诗之时。程恩泽一再参与会试
选举工作，他的诗风趋尚，当然更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但此时曾国藩虽有
心向学，却又苦无良友扶掖，且其间一心应着，并未专注于诗。直到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