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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通过查阅资料，我们了解到宋朝的历史背景。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宋朝的历史背景。然后结合背景，我们写出自己对宋词的见解及对爱国主义诗词的鉴赏。通过分析典型人物写的典型作品表现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词人们的生活、思想和爱国之情。最后得出爱国主义在任何年代都很重要的结论。 
关键词：宋词、爱国主义、历史、文学家。 
引言： 
    在当今这个和平、富饶的年代，我们在国家给我们带来的优越的物质条件中学习和生活时，心中有没有想过长大后要怎样向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这个前提是：爱国。  
  
爱国是一个人最崇高的思想感情。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这个和平年代，我们可能无法真正体会这两个字的含义。宋朝是个时局动荡的朝代，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主义词人，他们作的词流传到今天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让人们每每读了都深有感触。读这些爱国主义诗词，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作者伟大的爱国情操，也能从宋词的语言艺术中激发出我们的爱国情感。虽然宋朝距现在已经是800多年了，但我们仍可以为词人们强烈的爱国感情所感动，树立起真正的爱国信念。为了能更深刻的了解爱国的意义，我们小组研究了宋代的爱国主义诗词。我们通过研究宋词来体会古人是如何爱国的。研究宋词，一方面是增加课外知识，另一方面是发表论文，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正文： 
    北宋中叶以后，王朝的各种危机开始明显化起来。官僚机构庞大，统治阶级奢侈腐朽。辽、西夏和金先后相继侵扰，而王朝军队缺乏战斗力，常常以输金纳帛的办法去买和。土地高度集中，由于赋税、徭役、高利贷剥削严重，阶级矛盾越发尖锐。正是为解决这些矛盾，神宗才起用王安石实行了变法。当时，文人们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规范下，很关心国家的命运，具有较强的参政欲望。他们在如何解除王朝危机的问题上都有各自的想法，于是产生了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斗争，这便是严重影响着北宋后期文人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党争。这种新、旧两派在政治观点上的争论持续的时间较长，且愈演愈烈，形成了彼此排挤、互相打击的局势。最初，神宗朝王安石当政时，为确保变法的顺利进行，曾起用了一些新法的支持者，贬黜了一批反对派。神宗死后，哲宗年幼，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重新起用旧党，废除新法。元祐年间在朝的旧党官员中又分为以程颐为首的洛派，以苏轼为首的蜀派和以刘挚为首的朔派。他们各持己见，相互攻讦，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派别之争。到绍圣初年哲宗亲政后，任用新党章惇为相，又将元祐党人尽行窜逐岭海之外。这种“绍述”政治曾给很多文人士大夫带来了厄运。如绍圣元年（１０９４），苏轼贬惠州，苏辙谪汝州，黄庭坚迁黔南，秦观贬处州，晁补之迁蕲水。绍圣四年（１０９７）将吕大防、刘挚等３１人或贬官夺恩，或居住安置，做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清洗。元符二年（１０９９）再次处置旧党，据说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元符三年哲宗死后，徽宗即位，又有向太后出来处理国事。向氏反对新法，于是又反过来打击变法派。这样反复折腾，正像《宋史·曾布传》所说是“流贬镌废，略无虚日”。在被牵扯的人中就有许多词作者，苏氏兄弟之外，还有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李之仪、张舜民、赵令畴，以及韩维、范纯仁、孔平仲、廖正一、吕希纯等人。这种反复起落的党争，严重地挫伤了宋王朝的士气，削弱了人们对王朝的向心力，一方面对来自辽和金的侵扰没有什么抵御办法，对于相继爆发的农民起义也几乎束手无策，另一方面从皇帝到朝臣则更加奢侈腐败，于是北宋王朝便迅速地向着败亡的下坡滑去。 
    北宋后期词人们的生活环境与前期已大不相同，他们看到国家形势危殆，感到个人政治处境险恶，一种忧国忧民、忧谗畏讥的忧患意识取代了前期文人士大夫的享乐思想。他们很多人曾经反复上疏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却不被当权者采纳，反而被视为异己，遭受到各种打击、排斥。因之，他们失望愤懑，甚至消极悲观。在痛苦的贬谪生活中他们力求自我解脱，于是在愤懑、悲哀之外，一种任性逍遥、随缘委命的生活态度又在某些人的头脑中蔓延起来。如苏辙说自己“自废弃以来，颓然自放”（《栾城集》卷２２《答黄庭坚》），晁补之说自己以罪贬官，偷安为幸”（《鸡肋集》５６卷《毫州谢执政启》），秦观也说自已是“衡茅之下，有以自适”（《淮３０集《与苏子由著作简》）。一方面忧愁、愤懑，一方面想要“偷安”、“自适”，这就是严时政对文人精神上的震撼与困扰。这时期词的创作就其主导倾向看，不再是歌歌席舞筵间助欢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