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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评写作的角度如何做到独特？
　　——以“徐玉玉案”相关评论为例
　　魏建宽
　　时评写作的角度如何做到独特？
　　1.与时评作者的经历密切相关，《重庆时报》的评论部主任单士兵，有其独特的经历——自己出身农村贫困家庭，当过苏北一所国家级示范高中的农村班的班主任，于是他选择了这样的评论角度——只有“真的了解徐玉玉这种农村贫困学生是如何艰难奋斗”的人，只有“真的能清晰感受到这类群体在人生转折期遭遇的心理压力”的人，只有“知道农村贫穷高中女生经历过怎样的心灵炼狱”的人，才会明白徐玉玉为何会心理崩溃？正因为这样的独特经历，让单士兵写出了《对徐玉玉的死，我们真的足够心疼吗？》这样的角度独特的时评。
　　2.与个体独立写作还是新闻媒体站在集体立场发声相关，《凤凰网》评论部的时评《徐玉玉被骗的“无人负责”才最可悲》，作者署名为“凤凰评论部”，显然这是一个站在媒体立场而写的作品，相当于报社的“社论”文章。这篇时评选择的评论角度，指向的显然是徐玉玉悲剧产生的社会原因，文中的这段文字引人深思——
　　很多时候，社会层面表现出来的麻木，乃至出现指斥受害者的情形，并非是真的麻木，而更多的是“见惯了悲剧”、“见惯了积习难改”的心理暗示使然。从多年以前的孙志刚之死，到盲井村的集体杀人，再到电信诈骗的无所不在，这里边其实存在着一条若隐若现的隐秘链条，根本上在于对人、对生命、对公众权益的不屑，甚至是无视。
　　看似无人“对此负责”，实则责任就存在于惯常的行政运行之中。
　　3.与时评作者所占有的专业知识的多少相关，时评《社会进步不能以徐玉玉们的生命为代价》，提出的“社会进步”主要是“社会制度层面”的，制度层面的进步又主要指向“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状况的改善”及执法层面的进步等等。从这个角度写，就要求作者对“信息泄露”方面的相关法律知识有足够的储备，这篇时评的作者柯锐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请看文中这几段文字——
　　在现有法律框架里，对于信息泄露行为的惩处已有安排。如《刑法》对于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将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的，有明确的规定。2009年国家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基础上补充第二款，规定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明确“窃取或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依据前款的规定处罚”。不过，由于“情节严重”缺乏细化规定，导致在定罪量刑上有难度。近年有学者多方呼吁，加快出台专门的信息保护法规，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由于执行力度不理想，信息泄露行为的违法成本偏低，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指出，信息泄露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但是鲜有相关判例出现，至少被大众知晓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