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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词史
宁津综合高中　　 张桂芝

一、北宋初期的词：
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经过晚唐五代以来许多文人的努力，在题材和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间李煜虽有所突破，但只是一个特例，总的看来变化不大。到了北宋初期，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据说宋太宗“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词撰一词”（《续湘山野录》）。不过词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间一觞一咏之际的娱乐性创作，而不是正面向社会表现自己人格、情操、抱负的文学形式，艺术上也没有什么突破。北宋初的词作者大都是诗人，如王禹偁、潘阆、寇准、钱惟演、林逋等都写有词作。也许，他们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诗歌上，所以留下的词作数量较少。而词的风格，往往和各人的诗歌风格有些近似。
二、北宋中期的词：
词从表面上看，同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在当时文人看来，词是“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但是，在北宋诗歌走上“雅正”道路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的情况下，词正是以其娱乐艺术的性质、不够堂皇正大却也较少拘谨的地位，而补充了诗的不足，获得意外的兴旺。北宋庆历以后，词的创作在内容、技巧、体制各方面都出现了飞跃的发展，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作者，其中晏殊、晏几道、张先、欧阳修、柳永尤为出色。苏轼的词以其雄大的才力开创了新的境界与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人词的面目。
在这批词人中，晏殊的创作较早，可以说是承接北宋词前期与中期的关键人物。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属江西）人，少年时即以神童应召，赐同进士出身，后一直官运亨通，做到宰相。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突出成就，对文学却格外关心。晏殊词的题材比较狭窄，基本上没有超出唐以来文人词的范围。写伤春感时、在寂寞中流连光景之情怀的作品最能反映他的特色，如下面一首《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的词进一步奠定了疏淡清丽、精致柔婉的风格在宋词中的地位，也把宋词语言进一步推向文人化、典雅化。
他的词继承了冯延巳俊洁的特点，但是更加含蓄典雅，圆融温润。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天圣八年进士，曾任吴江知县，晏殊当京兆尹时，聘他任通判，后历官至都官郎中。有《张子野词》。他与晏殊交情很深，词作的题材也与晏殊相似，不过他生性浪漫，写男女之情—— 《古今诗话》所说的“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更多些。他的词风清新明丽，语言在流畅中时时有精巧尖新的表现。由于他善于写“影”，时人曾据其三个佳句，誉之为“张三影”。 在当代词人中，张先较早、较多地写了长调的词，其中以慢词为多，这一类词作容量大，层次多，结构上的变化要求比较高，对于表述比较复杂的内容、造成比较阔大的气势，是更有利的。为后代词人提供了经验，为宋词的发展开启了一条新路。

欧阳修在这一领域，他的创新意识要比诗文淡得多。故其题材仍是以吟咏男女恋情、抒写山水闲恬之感为多，风格也大体承袭了晚唐以来明丽柔婉的传统。但是因为其仕宦生涯中几经波折，他常把由此引起的个人身世感慨写入词中，这是当时词人写得较少的题材，对于那种狭隘的风气有所突破。　当然，欧阳修的大多数词作仍是同当代词人的主要倾向一致的，那就是用典雅精致的语言、流贯的结构、含蓄的风格，描述男女恋情中细腻的心理。如《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晏几道（约1030—约1106）字叔原，号小山，晏殊之子。有《小山词》。晏氏父子均以词负盛名，合称“二晏”。 晏几道的词作，词彩比较华丽，意象也比较密集，但他处理得相当流动，绝无平板凝滞之病，这可以说是糅合了花间词与南唐词的特点。而词句的精巧新颖，也是明显的长处。 语淡情深是小山词的特点。

　　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崇安（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大约与晏殊、张先同时，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时代。早年屡试不第，晚年才中进士，当过睦州掾、定海晓峰场盐官及屯田员外郎等小官。有《乐章集》。关于柳永有几个故事。他很早就以写“淫冶讴歌之曲”即世俗喜爱的风流曲调闻名，曾写过一首《鹤冲天》，末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据说当他考进士时，“留意儒雅”的宋仁宗特予黜退，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弄得他很久没有中进士（吴曾《能改斋漫录》），干脆号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专写歌辞去了。又传说柳永曾拜访晏殊，晏殊问他：“贤俊作曲子么？”他回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认为他有意讥讽，便反讥道：“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绿线慵拈伴伊坐。’”（张舜民《画墁录》）柳永常与歌儿舞女交往，为他们写作歌辞，相传他死在僧舍，是一群歌妓集资葬了他的尸骨（杨湜《古今词话》）。这些故事是否可靠很难说，但他屡试不第，辗转下僚，因而对市民生活有相当的了解，与歌妓交往时有较为真挚的感情和同情心，而且对此不像上层文人那样假作正经，却都是事实。正因如此，他才专意作词，在词的体制、内容、风格诸方面均有所突破，而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