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21题，约9170字。

　　安徽省六安市2012年高三质量检测
　　语文试题
　　整理录入：青峰弦月
　　（考试时间：2012月4月25日）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9分）
　　新儒学与书院讲学
　　中国社会由唐以下，因于科举制度之功效，而使贵族门第彻底消失。同时亦因印刷术发明，书籍传播方便，更使文化大流益易泛滥，渗透到社会的下层去。到五代、宋初，雕版印书术正式应用到古代经典上来，书籍传播日易日广，文化益普及，社会阶级益见消融。
　　到了宋代，新儒学崛兴。他们讲的是万物一体之道，故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们的工夫则从“存天理，去人欲”入手。他们的规模与节目，则为古代《大学》篇中所举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他们大率都像范仲淹那样，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他们都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他们全都是具有清明的理智而兼附有宗教热忱的书生。这一派儒学，从宋初开始，直到明末清初始见衰替。前后有七百年长的时期，中国近代文化向社会下层之更深入与更普及，全由他们主持与发动。他们之间出过不少有名的学者，最为后人敬重的，则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
　　与这一派儒学相随并盛的，则有“书院制度与讲学风气”。汉、唐两代，国家的公立学校，规制颇为详备，学员亦极盛。只有魏晋南北朝时代，公立学校有名无实，严肃的讲学风气，掌握在佛教的寺院里。宋、元、明、清四代的书院制度，则是一种私立学校而代替着佛寺严肃讲学之风的。书院的开始，多在名山胜地，由社会私人捐资修筑，最重要的是藏书堂，其次是学员之宿舍，每一书院，常供奉着某几个前代名儒的神位与画像，为之年时举行祠典。可见书院规模，本来是颇模仿佛寺而产生的。稍后则几于通都大邑均有书院。有的亦由政府大吏提倡成立，或由政府拨款维持。但书院教育的超政治而独立的自由讲学之风格，是始终保持的。在那时期里，政府仍有公立学校，国立大学与地方州县学均有。尤其如宋、明两代常常采取私家书院规制，模仿改进。但从大体说来，一般教育权始终在书院方面，始终在私家讲学的手里。我们可以说，自宋以下一千年的中国，是平民学者私家讲学的中国，教育权既不属之政府官吏亦不属之宗教僧侣了。
　　说到讲学的风气，最先亦由佛寺传来。宋、明儒的讲学，与两汉儒家的传经，可说全属两事。传经是偏于学术意味的，讲学则颇带有宗教精神。因此宋、明儒的讲学风气，循其所至，是一定要普及于社会之全阶层的。自北宋二程以下，讲学风气愈播愈盛，直到明代王守仁门下，如浙中之王畿，以及泰州之王艮，他们的讲学几乎全成了一种社会活动。同时又因为他们号为“新儒家”，讲的多注重在现实人生与伦常日用，因此他们常常不免要牵涉到政治问题。如是则私家讲学常要走上自由议政的路，而与政府相冲突。因此宋、明两代，亦屡有政府明令禁止书院讲学与驱散学员等事，宋代的程颐、朱熹，都曾受过这一种排斥与压迫。最显著的如明代末年的东林党，他们是一个学术团体，而同时被视为一个政治集团，他们虽多半是在野的学者，但在政治上形成了绝大的声势。因此我们若不了解此七百年来新儒家之精神与其实际的活动，我们亦将无法了解近代中国文化动态之枢纽所在。
　　（节选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1．对文中叙述的“新儒学”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新儒学产生在唐以后的中国贵族门第彻底消失之后。
　　B．新儒学以天下为己任，其成员是一群在政治上具有狂热的宗教热忱的书生。
　　C．新儒学从宋初开始，直到明末清初才逐渐衰替，一直延续了七百年的时间。
　　D．新儒学使中国近代文化向社会下层更加普及与深入。
　　2．对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
　　A．中国古代的教育，先经过国家的公立学校的发展，然后是公立学校有名无实，教育转到佛寺的寺院里，最后发展为私立学校而代替佛寺教育。
　　B．古代的书院大多修建在名山胜地，原因是这些地方远离尘嚣，便于学生读书，同时书院选址又体现出新儒学高雅的鉴赏品味。
　　C．由社会私人捐资修筑的书院，一般都有藏书堂，有学员宿舍，还常常供奉着某几个前代名儒的神位与画像。
　　D．私人建立的书院牢牢控制着中国古代的教育大权，私塾取代公立学校，成为自宋至清一千年来的中国唯一的教育形式。
　　3．以下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书院讲学所带有的宗教精神，必然发展到让文化向社会各阶层的普及。
　　B．书院讲学所关注的现实人生与伦常日用，常常要走上自由议政的路子。
　　C．汉儒传经是偏于学术意味的，而书院讲学颇带有宗教精神,多与政治相冲突，屡屡遭到排斥与压迫。
　　D．从书院讲学开始的东林党，本身既是一个学术团体，又是一个政治团体。
　　二、（32分）
　　阅读下面一段文言文，完成4－7题。
　　张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俱发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与朗共论旧君讳事，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刺史陶谦举茂才，不应，谦以为轻己，遂见拘执。昱倾身营救，方以得免。
　　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书疏，专归美于昭，昭欲默而不宣则惧有私，宣之则恐非宜，进退不安。策闻之，欢莲曰：“昔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别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策临亡，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
　　权每田措，常乘马射虎，虎尝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由于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
　　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权遣人呼昭还，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